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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對軍事審判法修法，許多違反軍刑法案將移歸司法審判，洪仲丘案被訴的軍士官也將「回歸」司法審判體系；以司法審理的無罪推定原則審理，未來有多少證據，判多少罪，這樣的審理結果，司法審判機關未來面對洪案審理，恐怕將承受更多外界壓力。
洪案發生迄今月餘，在過去一個月當中，根本難容被告人權的聲音，軍事審判法若要為此大修，全移歸司法機關，最直接碰觸的問題，就是無罪推定原則，以證據論罪是法律的基本要求，但對許多關心洪仲丘的人而言，恐怕難以接受。
司法講求的是程序、證據，認定事實與適用法律較軍法審判更為謹慎，以洪仲丘案來說，被依凌虐致死罪嫌起訴的戒護士陳毅勳，司法審判實務上，不少人認為陳毅勳並沒有要凌虐死洪仲丘的主觀犯意；此外，如果陳毅勳等被訴軍士官，在沒有犯罪故意，也無預見洪會死亡的結果之下，司法機關不太會像軍檢的作法去聲押被告，如果換作是地方法院的法官，會裁准收押的可能性相對較小。
法界人士說，洪案若移普通司法機關，判決結果可能會讓不少民眾大失所望；司法機關講求的是罪刑法定，如果操死洪仲丘的事實，經過調查還原，以目前的司法生態似乎不容易以凌虐致死的故意動機論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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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洪案的強大壓力下，朝野達成軍事審判法修法「一次到位」的共識。如此重大的制度改革，若是如此草率、民粹式修法，沒有考慮好配套，可以預料的是，全民很快就會嚐到惡果；尤其是主政者在此事上政策反覆，猶豫不決，更凸顯了領導階層遇壓即轉彎」的執政邏輯，這才是最大的政治危機。
首先，軍事審判適用的軍刑法是特別法，它的立法內涵和精神包括了軍事管理、軍紀、軍令、軍事機密，以及軍人與國家的特別權利義務關係，在種種背景下，才衍生出長久以來的軍事審判程序；如今因為了洪仲丘案要變更軍事審判程序，也並非不可，但應顧慮全局，因此，原本執政黨提出的「二階段修法」是最可行的方法，亦是將陸海空軍刑法中，適用洪案的第44至46條先移到司法審理，並溯及既往，如此，洪案即可全數轉由司法審理，以符合被害人家屬和許多民眾的期待(但審理結果未必一定符合)。
至於其他修法內容，因為未來涉及到司法機關的審理、運作，因此，應由司法院成立「軍事審判法修法委員會」，主導修法，並邀軍方及法學界人士參與，才較為周延。而不是任由立法諸公急就章的胡亂修法，隨意訂出一個日出條款就算完成。修法三讀僅需「同仇敵愾」形成「共識」即可，但接下來的實際運作呢？
一位資深法官即表示，軍刑法的條文(文字)，法官當然看得懂，但是，條文中的內涵、精神，軍中文化、紀律，什麼情況是違反長官職責？現行的司法較軍法能夠體現被告人權的保障，軍人在部隊中，涉犯刑案如何移送，未來也可能發生阿兵哥動輒主張個人權利，甚至可能淪為濫訟，軍人具有的特別權利義務關係勢將崩潰。
軍人以服從為天職，以保家衛國為使命，如此的「特別權利義務關係」，在軍法上相對明顯；如果將長官凌虐部屬等罪納入普通刑法，一則遇有天兵型的阿兵哥，動輒對訓練他們的士官甚至軍官提告，軍中上級為了保平安，不願去管理下屬，造成「爽兵現象」，若軍中士氣因此瓦解，加上訓練不夠精實，台灣遇戰事時，還有人可赴沙場嗎!?
尤其，當軍中案件不論大小都回歸司法，軍中階級領導統御慣常發生的衝突、私人恩怨，可能就將成為司法案件的最大宗。事實上，現行軍法體系的終審機關，依尉官、校官階級的不同，設計原本就在高等法院與最高法院，官兵不服軍法審判結果，第三審就可上訴到民間法院。所謂軍法案件全面回歸司法，只是將一、二級審交給司法機關，立法院修法，恐怕政治動作多過立法專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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