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有兩個兒子。兩個人好巧不巧都不怎麼熱中於學校課業,但我從不曾命令他們「快去念書,去寫作業」。這是因為,我個人並不認為學校教育有多大的價值。
這麼做的結果是什麼?他們兩個果真都在十幾歲的時候,給我自世人口中的安定軌道脫隊了。
我的次男廣樹從小便喜歡電玩,國中時更變本加厲,把學校的功課撇在一旁,熱中於程式設計。我特地讓他進可以直升大學的一貫制學校,他卻說:「要念電腦不能待在日本」,不願去念附屬高中,自己找了一間美國的住宿制高中,選擇去留學。之後進了一所名校的電腦工程學系,他又說沒東西可學了,決定輟學。
長男創希也一樣,原以為他會朝自己喜愛的化學之路前行,但同樣也在大學時突然轉換跑道,最後也沒有畢業。
那麼,這兩人現在都在幹什麼呢?創希在20多歲時自行創業,是網路顧問公司「CREATIVEHOPE」的經營者,底下約有45名員工。廣樹則是提供遊戲開發中介軟體的「Unity技術公司」日本區總監,同時他也另開公司,自己擔任社長,大顯身手。
兩人雖然在學生時代繞了不少遠路,但看來似乎都堅強地在這個嚴苛的時代生存下來了。
不管把他們丟到世界哪一個角落,都活得下去。就算是赤手空拳,也能靠自己掙一口飯吃——我認為培養孩子這樣的「生存力」,才是教育最大的目的。
在教養這件事上,我自己也時常碰壁,經歷過許多失敗,但在培養孩子「生存力」這方面,「大前家的教養之道」就算沒有一百分,至少也能拿到及格分數吧。對於這點,我得以悄悄發出安心的嘆息。
在校成績愈優秀的孩子,將來愈需要擔心
二十一世紀是個沒人敢說「只要這麼做便行得通」,沒人知道正確答案的時代。換言之,也就是「沒有答案的時代」。
只要看近幾年日本政治的混亂情況便很清楚,任職於日本企業的眾多商務人士想必也對此深有所感。現在也是一個「成功楷模=正確答案」的觀念已經過時,「解答千變萬化的時代」。
能在這樣的環境中生存下來的,自然不會是那些善於背誦「標準答案」的人。而是不管處於何種狀況,擁有「靠自己的頭腦想出答案的能力」,以及擁有「傳達信息、策動人心能力」的人。
日本的學校如果能把孩子培育成這樣的人才,自然最為理想。但現實又是如何?在學校裡,老師不過是把文部科學省(注:相當於台灣的教育部)所制訂的學習指導要領上頭寫的「答案」,照本宣科告訴學生罷了。這麼做不僅無法培養出「自主思考能力」、「洞察力」、「判斷力」、「傳達力」——這些要在二十一世紀生存不可或缺的能力,反倒會把小孩子寵壞。
再者,靠這樣的做法,也絕對培養不出今後最需要的多樣化團體管理能力和領導力。
說得明白一點吧。現在的學校制度所教出來的,是照本宣科背誦教科書上的文字,聽到「向右轉」指令便毫無疑問向右轉的學生。
在現今的時代,人們必須靠自己的智慧和判斷,從沒有路的情況中走出一條路來,而那些受到良好「調教」,一旦沒有答案和範本,便什麼都無法做的人,是最不具價值的一群人,「生存力」也最低。
因此,就算孩子成績不佳,父母也沒有哀嘆的必要。需要擔心的反倒是那些過度適應現代校園的優等生。尤其是那些畢業於一流大學的學生,你可以想見會是一場悲劇。因為他們一直誤會自己是優秀的人才,以致踏入社會後,更容易受強烈的反作用力打擊。再加上他們「生存力」較弱,倒下之後往往一蹶不振。至今我已經看過好幾個這樣的高材生了。
人必須活到老學到老。在校成績優異的人出社會後之所以難以進步,或許是因為他們抱有「我在學校已經學得夠多了」的誤會吧。
偏差值不是唯一標準
學校教育的另一個問題是偏差值。(注:日本對於學生學力測驗的計算公式值,偏差值大於50,表示成績優異,有能力考上好大學。)
到目前為止,很多人都曾經提出,從偏差值僅能看出一個人在國中或高中階段,人生中某一短暫時期的記憶力,無法反映出那個人的綜合能力和將來的潛力。儘管如此,學校卻將偏差值視為絕對,用這個數字來決定學生的升學和職業。
接受這樣的教育後,學生會養成「只要選擇符合自己偏差值的地方就沒錯」的思維,即便出了社會,往往也不願承擔風險。同樣的,也難以培養出挑戰更高目標的氣概。如此一來,他們永遠無法長成獨立的大人。換句話說,他們無法憑一己之力活下去。
除此之外,人們在聽到初次見面的對象畢業於東大,往往便認定對方一定頭腦很好。即便離開學校,他們依然無法脫離偏差值高便是優秀人才的思維,這也可以說是偏差值教育的弊害之一。
儘管二十年來飽受經濟不景氣所苦,但大部分日本人卻沒有怨言地繼續忍耐著,這便是因為人民抱著「由高偏差值集團所組成的執政機關總有一天會替我們想辦法,我們什麼都不用做」的心態所導致。日本社會之所以失去自動回復力,或許正是因為有不合時宜的領導引擎坐陣中央的緣故吧。
是否混淆了「教育」與「調教」?
如果不能期待學校,我們究竟該怎麼做呢?怎麼樣才能讓自己的孩子擁有「自食其力的能力」呢?
很簡單。我們只需在各自的家庭中教導孩子那些真正必要的知識就行了。孩子的教育從前是父母的責任,現在只是回到原點。
父親說:「孩子的教育全部交給妳。」然後把責任全部丟給母親;母親則把責任轉移給學校、補習班老師或家庭教師……,像這類不合理的情況必須立刻停止,這是第一步。
這麼做之後,下一步,則是改變對教育的心態。
「不要這麼做,不准那麼做」,用這種方式管教孩子,把孩子塞進既定的框架,不讓他們踏出一步,你是否認為這就是教育?
依我看,這叫做「調教」,和養成自主思考能力的「教育」似是而非。
然而,我們一直讓孩子白天待在學校接受這樣的「調教」。回到家後,如果父母還以同樣的態度來對待他們,小孩子很難不變成被馴服的狗吧?相反的,父母親應該抱持的心態是去保護孩子的大腦,使他們免受試圖把孩子塞進既定框架的學校教育的危害,換句話說,讓他們回復到人類原本的柔軟狀態,可以靠本能來思考判斷的狀態。
比起被逼著做某件事,人在做自己感興趣的事情時會比較有活力,願意下工夫,大腦也因此能夠獲得鍛鍊。父母應該仔細觀察孩子,找出他們在做什麼事情時最朝氣蓬勃,得到答案後,在家庭中為他們打造出適合的環境。
這種時候,最好不要太介意做那件事是否對孩子的將來有所幫助,或是孩子是否有那方面的才華。重要的應該是:孩子為什麼會對那件事感興趣?為什麼會想做那件事?只要能清楚掌握這些,其他的事就不必操心了。
當然,才華這種東西有總比沒有好,但絕不能以沒有才華這種理由來阻止孩子的發展。因為就算天賦不夠,只要有充沛的熱情,便能催生出破壞力和持續力。一個人是否能成器,比起才華,這兩種因素所占的比重更大。
絕對要教給孩子的「四個責任」
無論孩子長大後「生存力」有多強,如果他成為一個給家人或社會帶來困擾的大人,也只能說「對這孩子的教養是失敗的」。因此,不只是發展孩子的能力,教導他們承擔責任,也是父母重要的工作。
這些責任包括對自己人生應盡的責任;如果有了家庭,對家庭應盡的責任;如果去公司上班,對公司應盡的責任;對國家的責任,更進一步,對社會、對全世界應盡的責任。我雖然不會命令孩子去寫功課,但從兒子還小的時候,我便嚴格灌輸他們對「自己」、「家庭」、「公司」、「國家社會」的四個責任觀念。
所以,當次男說想去美國留學,不去念附屬高中的時候,我問他:「你知道自己在做什麼嗎?」他毫不遲疑地回答我:「是的,我會負起那四個責任。」於是我安心地送他出國。
說得極端一點,只要你能肩負起這四個責任,無論走到世界哪個角落、從事什麼工作,你都能活得下去。然而,如此重要的做人道理,學校卻完全沒有教,只能由父母來教導孩子了。
說得極端一點,只要你能肩負起這四個責任,無論走到世界哪個角落、從事什麼工作,你都能活得下去。然而,如此重要的做人道理,學校卻完全沒有教,只能由父母來教導孩子了。
父母改變,國家便能改變!
想抑制日本國力的衰退,當務之急是增加更多「能夠在世界舞台一爭長短的人才」。
於是,至今我在創業家學校教過6千人,在培養政治人才的一新塾教過5千人,我把自己的看法灌輸給他們,把他們送到外面的世界。現在,平日我在自己創設的BBT大學和管理學校等地方,指導大約一萬名學員。
我也同時針對國家教育提出意見,「至高中為止為義務教育,由國家與自治團體負起責任,教授學生身為社會一員應盡的義務與責任,以及賺取最低限度生活費的能力與技術。成人年齡標準則降18歲,並授以投票、飲酒、抽菸、考領駕照、婚姻自由等權利」,為了因應二十一世紀的制度改革,我在各方面持續提出自己的建言。
然而,無論我再怎麼努力,一個人的能力畢竟有限。更重要的是,每個家庭如果不重新審視孩子的教育,轉以培養「二十一世紀型人才」,這個國家便無法走上光明之路。相反地,如果每個家庭的父母都能有所察覺,有所改變,便能改變國家。
最後,我衷心期待10年後,20年後,當現在的孩童長大成人時,國家能夠變得煥然一新,脫胎換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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